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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国家卫健委消息截至3月27日全国各地累计报告接种新冠病毒疫苗超1亿剂次疫苗注射的两针要间隔多久?第二针必须是同一品种吗?如果第二针没及时接种怎么办?3月28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介绍了相关情况往下看,听专家聊一聊疫苗注射的两针要间隔多久?第二针必须是同一品种吗?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首剂接种之后,接种第二剂间隔要求大于等于三周以上,尽量在接种第一剂次疫苗后八周内尽早完成第二剂接种。尽量使用同一个企业的品种完成两剂接种,假如说遇到了异地供应不上同品种的时候,可以采用同种类的其他生产单位疫苗产品进行替换,完成两剂次的接种。第二针没及时接种该咋办?专家表示即使错过了规定时间在后续补种的时候也不需要重新开始接种只需完成第二次接种就可以60岁以上、18岁以下人群可以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吗?国家卫生健康委疾控局副局长吴良有介绍,目前北京、上海等地已经为一些有接种意愿,而且身体基础状况比较好的60岁以上的老年人群和慢性病患者接种了疫苗,下一步将继续积极稳妥地推进,18岁以下人群的疫苗接种工作也在准备中。疫苗接种后有效保护期是多久?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新冠病毒疫苗是新疫苗,研发出来的时间比较短,用在人体上的时间更短。目前通过抗体水平监测,大概是六个月以上。但抗体不是唯一保护指标,疫苗发挥作用过程中还有其他因素在发挥作用,所以后续需要对疫苗的持久性开展研究来确认它的保护期到底有多长时间。已经接种的人是否需要再次接种?国药集团中国生物副总裁张云涛表示,整体设计的临床过程中设计了加强针接种,观察抗体持久性和保护力水平,从目前初步得到的结果来看,加强针可以有效提升中和抗体滴度,有效提升抗体持久性,同样可以有效提高疫苗抗变异的能力。未来还要在海外开展三期临床研究来持续地观察抗体持久性、保护持久性,是否需要进行加强针的接种,何时来打,还是要根据未来三期临床的研究结果来回答。在疫苗接种的过程中有接种者出现了局部疼痛甚至发烧等症状是否属于正常的范畴?接种疫苗后还有哪些注意事项?……戳视频,一同掌握知识点↓↓↓(内容综合自:CCTV-1《晚间新闻》,CCTV-13《共同关注》,“健康中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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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个人不机灵,比别人慢,不是慢一拍,是慢好几拍。当代艺术是有捷径的,我不喜欢走捷径。”

跟画面上那些参差、斑驳、烟火水渍的人居痕迹比起来,张恩利的工作室整洁得过分。四层小楼里到处四白落地,简直不像一个画油画的人待的地方。油画工作室里常见的那些混乱:泼溅的颜料滴、团成一团的纸巾或抹布、东一张西一张的视觉图片资料、散发着古怪气味的媒介剂罐头、隔夜的酒瓶或满满一缸烟蒂……在他这儿,没有。

“我喜欢干净。”他有几个工人,每天收拾,让工作室始终呈现出一种清洁有序的状态。存放作品和物料的仓库,像海关码头一样,严格按尺寸码放得整整齐齐,外包装都是统一颜色。就连最不好控制的区域——画家挥毫作画的大幅画板前方,那里总免不了要滴落颜料的——地上也垫好了纸板。把纸板抽掉,那里就会像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干净。就像一个在雪地里倒退着行走的人,一边走一边擦掉自己的脚印。

工作室里唯一一处可以肆意留下脚印的地方,是一个巨大的开间,地上铺满了他的画,画面上全是赭红色的线条,他允许人们穿着鞋子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因为这批作品上他正好需要一些痕迹。

在这个开间的隔壁,一间小小的玻璃房子,是他的健身房。只有一件健身工具:杠铃。撸铁不是为了身材,他抓起来,一组一组地举。在他看来,这是画家的基本功。画大画的,力量很重要,大臂、前臂、手腕,乃至气息,都需要稳定。

上海当代艺术博物馆(PSA)最近一次张恩利的重磅个展《会动的房间》,整整两个楼层5000平方米的展厅见证了艺术家的高产,百余件绘画作品跨越了三十多年的不同创作阶段,此外还有不少专为PSA建筑空间创作的多件沉浸式绘画装置。

张恩利不喜言辞,早年跟他画室相邻的艺术家们领教过这种缄默,他那种东北人的幽默感,保存完好但不轻易示人。与之相对的是,他能听见废弃之物沉默的言说:廉租房里的水管、瓷砖上的锈痕、破旧的马桶和水龙头、绕来绕去的电线、悬在一半的铁环……他擅长画这些日常被众人忽视的东西,画貌似无价值之物,并在其中注入深情或趣味,让它们从周围独立出来,获得被长久凝视的命运。

在展厅里顺着展陈路线,看一个艺术家的脉络,也像在看树木横截面的年轮。2000年是一个明显的分野,之前他在画的那些迷茫又愤怒的人们——鲁莽的屠夫、浑圆的饕餮者、欲望中拥舞的男女,到了千禧之交突然消失了。跟随着人物形象一起消失的还有色彩,之前浓墨重彩的黑色和喷血的红色不见了,画面变得稀薄,透明,油性的颜料突然变得像水一样流动。

也是在2000年前后,他认识了比利时画家吕克·图伊曼斯(Luc Tuymans),并建立起长期的友谊。实际上,不少中国当代艺术家都受到过图伊曼斯的影响,北欧画家那种疏离、稀薄的画法,和对图像的重新处理,令人耳目一新。

“我跟他有相近的东西,比如对绘画的理解,我不能说完全没有受到他的影响,我非常喜欢他的画,在2000年左右,尤其是我画一些小幅静物的时候,你能看到有一些来自他的启发。但是等我们接触多了之后——那是很多年前了,他送了一本书给我,是他特别喜欢的一位比利时画家的画册,他说,那是他的老师。我一看就明白了。也是小尺幅的画,笔触非常非常有涵养,不是现在这种夸夸其谈神乎其技的画法。我反而意识到,吕克的风格是从那个脉络里面走出来的,而那个脉络,我们其实是接不上的,我们要寻找自己的脉络。”

图伊曼斯推崇的这位画家叫Leon Spilliaert, 也是北欧典型的、携带着知识分子气息的艺术家,介于表现主义和象征主义之间,画面上的情感,隐藏在质朴、冷静、克制的笔触之下,能够不动声色地表现光线,色调清冷。“在他的画和吕克的画之间,我发现了一种消化关系。”

实际上,他心目中好的画家,都是能够实现这种“自主性消化”的人。比如马奈,当时法国的印象派艺术家大多迷恋过日本浮世绘,梵高、高更、莫奈等都在自己的绘画里直接挪用浮世绘的图式,也都画得不错。但在张恩利看来,马奈才是那个真正消化了浮世绘精髓的人。

“浮世绘在欧洲流行之后,马奈是把东西方结合得最好的一个人。在他的画里面,你看不到太多浮世绘的图式,但是你看他的绘画方法,他对平光的运用,他完全解决了这个问题。”马奈摆脱了古典绘画对定点光源的刻板还原和依赖,“他觉得那个光线不重要,不如画面的结构重要。这种就是属于把浮世绘的精髓吃进去,变成了自己的营养。他画的是他自己,不是硬嫁接。”

奥塞美术馆拍过一个视频,让张恩利谈莫奈,他选了“睡莲系列”来谈。“我觉得莫奈到了画睡莲的时候,已经接近中国画中所说的化境。据说他视力不行了,但画家到了老年,即使眼睛模模糊糊,所有的视觉经验还是全部都在。遗憾的是,他忍不住在画面当中又加了几笔红色,算是莲花,如果不加会更好。”

画满塘睡莲而不见睡莲,是睡莲的高级,那几笔红花,具体了,反落了窠臼。这种“以退为进”的哲学,是张恩利认为中国传统画中高于西方当代艺术的部分。“不一定有多少人真正能明白这些,但我却受益匪浅。我觉得中国人始终是,他进的时候,他不是进,他是往回来,是放掉。还有一个最牛的地方,中国画里的留白,对空白的运用太绝了。其他没有一个民族是这样。你看日本画非得画天空是黑的,或者是蓝的,但是中国画不直接画天空,他画一个圆,就代表天黑了,画一根线,天上就有云了。差别就在这里。当代艺术的创新教育,要不就是找新的形式,要不就是找新的材料,别人没用过的材料,我就觉得差点意思,这种思路的艺术演变,不过是形式大于内容。而中国传统画的思维是更高一层的,他不是在观念上对抗,画家把画、把自己都定位在一个非常久远的历史中,不追求在当代语境下的起效。”

张恩利求学的时候,正值85美术新潮,但当时他在无锡,不在新潮美术的主战场,对这场求新求变的艺术思潮也就很隔膜。“那时候《江苏画刊》、美术报什么的介绍一下。我们只是看看,谈不上喜欢不喜欢,当时不成熟,根本没办法判断,只知道北京有个大展被封了,知道栗宪庭。”到了毕业之后,他开始觉得,按照既有的方法画画没什么意思了,艺术家要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来。

90年代到2000年前后,是中国当代艺术的红利期,一大批新锐的艺术家正是在这个时间窗口之内,被世界所认识,卖出了高价。但这十年张恩利是寂寞的,也是张恩利画面上的“黑色”十年,他画大量苦闷而找不到出口的人,像是他的精神自况。

“早年跟我同辈的艺术家全部是实验性的,很会当代艺术这种图像转换,非常时髦,非常酷的,而且从西方借鉴了这些形式以后,很快会获得成功,会变得理所当然。实际上我觉得西方人也不见得就真的喜欢这些东西,只不过他们从此好解读你了,因为你被纳入到他的体系里去了。还是作为一种文化武器,一种政治正确的东西,它比较容易得到一个果,比较容易在一个国际语境里面找到一个位置。”相比之下,他画的那些黑乎乎的东西,显然并不讨巧。

“当时还是会纠结的,因为我这样是没有机会的。现在回看,那十年是我很重要的一个历史,我不急,我这个人不机灵,比别人慢,不是慢一拍,是慢好几拍。当代艺术是有捷径的,我不喜欢走捷径。”

张恩利90年代来到上海,前后换过不下四个工作室,更早的时候,住在单位分配的十来平米的小屋里,一半是生活区,另一半用来画画。频繁搬家,他对那些居住废弃物并不陌生。这似乎也是这个时代飞速变迁的一个侧写。人们不断迁徙,廉价之物被快速地使用和遗忘。

从人物到静物,转变并非一蹴而就,中间的摸索期大约有两三年的时间,才算是在创作上真正地转过弯来。2000年前后,他先是画了三张“亲密”系列,画面上照例是密密麻麻的人,但是颜色渐渐消失了,他发现简单的勾线反而让画面变得更灵活。接着他便开始了往这个方向的尝试。

他在这一阶段的摸索常常令人莞尔,比如他会一字排开画很多后脑勺,这些后脑勺虽然没有五官表情,但却因为发型、质感、槽头肉,而显得充满表情,似乎后脑勺也有性格。

“中国画里从来不处理后脑勺的,你去看梁楷的画,他画人的侧面,鼻子就是一点点,眼睛是完全没有的,但是你感觉这个人就是有表情。”他反复玩味古典中国画里这些微妙的细节,然后想试试看用油画是不是也可以同样做到这一点。

他拿起笔向我演示:两个黑点,一个三角尖,几根弧线,是如何幻化成一个鼻孔朝天的仰面小童的。代表腮帮子的那几根弧线要大要圆,代表肩膀的那两根线要塌要下垂,这样才是一个头大肩窄的幼童。中国画里的人都是溜肩,绝对不会画肌肉男,因为古人崇尚文,读书人以瘦弱为雅。

在画那些象征着欲望的、吃了又吃的人物群像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肉身不过是一种容器,所以,从人物转向静物,他也开始画各种容器,纸盒、水桶、瓶子,进而是各种日常使用物,衣架、凳子、泡沫箱、木地板、楼梯、软管、网兜里的篮球。但是他把这些简单的物品统统抽象化了,变成了线条、块面、圆,从而让物质本身显示出秩序感。

就像那些表情各异的后脑勺一样,他笔下的物品也是有表情、有节奏的,他画的并非物质本身,而是某种关系。比如他画的马赛克水槽,颜色斑驳的马赛克瓷砖完全是具象的,但你也可以宣称这是一幅纯抽象作品,画的不过是渐变的色块。他画面上的人消失了,但所有的物都变成了人,不但有人的表情和性格,而且有人留下的温度和痕迹。

张恩利常说,绘画的属性是很谦虚的。可是现在的美术馆场馆越来越大,逼着艺术家去创作更大尺幅的装置和作品。而绘画要经得起大尺寸的考量,并非易事。大尺寸的画要显得不空,显得够看,能镇得住更大体量的空间,在这一点上,当代画家并没有太多的传统经验可以借鉴。

他有时候会想起库尔贝画的那些大尺幅的油画。在库尔贝的时代,连画布都没有那么大的,需要拼接。而且古典画家所面对的展示空间,那些老式建筑乃至大教堂,再怎么宏伟壮丽,内部板壁也被装饰线条或廊柱切割。文艺复兴时代的画家们可不用面对今天这种巨型白盒子似的观看空间。

在工作室里,他正在制作几幅铜壁雕,泥塑模型刚刚做好,正在晾干并等待翻模。这些窗棂和板壁的式样非常古典,张恩利用了文艺复兴时期壁画中常见的老鹰、石榴和树木作为主题,但花鸟的线条有浮世绘的意味,背景是带有东方情调的几何纹样,让整个设计呈现出一种难辨东西的趣味。这是来自一位欧洲藏家的订件。这位藏家多年来一直收藏张恩利的作品,他继承了一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古堡,需要为这个空间订制一些特别的内饰。

张恩利喜欢做这样的项目,因为这样他可以想象他的作品永远地跟建筑空间融为一体,想象这些铜雕在暗色古堡里发出含蓄的金色光芒,因量身定制而变得十分独特。这是跟美术馆空间里陈列作品完全不同的观看模式。

在这次PSA《会动的房间》展厅上,张恩利最大的一幅作品长达11米,几乎占据了展厅隔间的整幅墙面,而画面上的内容,只有一根最简单的管子,如何让这管子“够看”?

张恩利的解决方案是管子的节奏,一种极简而古典的对称结构,如同对波浪和山峦起伏的想象,左侧的光影、瓷砖式的格纹和墙上微微斑驳的水渍,赋予画面耐看的细节。

事实上,量感是他作画时首先要考虑的,当他决定了要画什么的时候,他第一件事就是确定这幅画该有多大。正确的尺寸才会带来正确的当量。“尺寸的大小,在于你能不能够把握那种绘画和观看的完整度。很多画家并不是不能画大画,他们靠拼接也能完成大画,但是他们画的大画里面气是断的。这种就像唱歌的人老是在大喘气,一口气老是断到接不上,没有一气呵成的感觉。”

中国古典绘画里,“谢赫六法”所说的“气韵生动”,听起来精要而又难以操作,但却是至今有效的画论,也是中国人在绘画上很早就达到高度成熟认知的明证。

他想起小时候做走马灯,他手很灵巧,会做各种造型的灯笼,但走马灯的难点在于掌握那种微妙的平衡:高粱杆做的轴心下面放一根针,顶在下面的是一枚极小的钉子,几乎没有摩擦力,只需要灯里面蜡烛燃烧的那一点点热力,就可以带动气流推动叶片,源源不断地转动起来。他开玩笑说,如果没有当上艺术家,他可能就会成为一个手艺匠人,在东北帮地主老财们做手工。走马灯,是另一种形式的“气韵生动”。

相对于绘画,他似乎更相信直觉、手艺、认知,而不相信文字、理论、哲学,他认为艺术家并不需要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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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小组按】

近日,习近平对职业教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他强调,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职业教育前途广阔,大有可为。

小组梳理发现,习近平曾多次寄语职业教育,强调技术工人队伍的重要性。但现实中,社会对职业教育还存在一定误解、偏见甚至歧视,离总书记的期待还有不小差距。

今天,小组邀请中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雷望红谈谈怎样做大做强中国的职业教育。

2019年8月20日, 正在甘肃省考察的习近平在山丹培黎学校考察调研。(图源:新华社)

不久前,在某线上招聘平台,一家公司的人事因为学历问题拒绝了一位求职者,并称:“考不上本科的都是智商有问题。”聊天记录在网上引发争议,很多网友都称“不应以学历论英雄”。不过,社会上唯学历是瞻的问题由来已久,直到今天,还有很多人认为:只有成绩不好的学生才会去读职校。

但现实是很多企业都面临招工难的困境,既难招到熟练工人,也难招到高技能高技术人才。

随着中国要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产业转型升级的要求会更高,需要职校培养大量的复合型产业工人。复合型产业工人不同于熟练工人,他们面对的是复杂的生产操作,需要集成性的知识体系应对各种问题,同时要根据机器设备的变化更新专业知识,兼具动手能力和再学习能力。

其实,早在10多年前,国家就为职业教育发展作出了部署。

2004年,财政部与教育部联合启动实施职业教育实训基地建设计划,重点支持紧缺专业建设实训基地。2012年以后,中国大幅增加对职业学校的资金投入力度。一方面提高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水平,保证学校的运转经费,几乎每所职业院校都建有实训大楼,一些职业院校购买了先进的实训设备;另一方面通过减免中职生的学费、补贴生活费的方式吸引学生到职校就读。

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职校的社会认可度有了一定提高,但发展仍然面临着一系列问题。

首先是生源质量偏弱。职校所招收的学生主要是中高考分流而来的后进生,他们的理论知识基础薄弱,部分学生心态上已经放弃了学习,静不下心学习职业教育知识。如果职校在管理上稍微松懈,就会导致课堂秩序难以维护,轻则上课睡觉、聊天、玩手机、抽烟、打架、泡酒吧,重则发生校园霸凌事件,最近网上曝光多起霸凌事件,多是发生在职校。对部分职校而言,工作重心不是教学而是日常管理,一些学校不得不采取半军事化的管理方式管理学生。

其次是实践教学能力不足。不同于普通教育,职业教育更加侧重操作能力和专业能力的培养,需要花费大量时间用于实践教学。一般职校采取两种教学方式:在学校建设实训条件或者依托企业开展实训教学。但这两种方式都面临一定困难。

如果在学校开展教学,教师的实践教学和设备水平有限,无法满足企业实际操作要求;如果在企业开展教学,则会影响企业的正常生产,企业吸引实习学生的积极性不高。有的企业花费了大量时间精力培养学生,学生毕业却不和该企业签约,让企业白忙一场。特别是中西部地区产业基础薄,自身发展压力大,根本无暇与学校合作培养学生。

此外,学生毕业对口就业率不高。职业院校的自我定位一般是“培养蓝领而不是培养管理层”,但工厂工作时间长、缺乏自主性,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空间,让很多学生不愿从事相应工作。特别是这一代年轻人自我意识强、崇尚自由,对待工作和挣钱的态度较为随意,不少人毕业后宁可送外卖、送快递、做服务员,也不愿意进工厂。

2020年12月10日,首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在广州举行,选手在木工项目比赛中。(图源:新华网)

教育问题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技术工人是支撑中国制造、中国创造的重要基础。要提高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必然要提高技能人才的待遇水平,畅通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道,完善技能人才激励政策。

学生是基础,要筑好“基底”。

一些学生进入职校后不爱学习,并非不想学,而是底子太薄跟不上,老师只能降低知识维度来迁就他们。这就需要责任前移,在义务教育阶段抓好教学质量,为职业教育打好知识基础。职校的上升空间窄也是学生入学意愿低的根源之一,特别是全国各地陆续执行“普职分流”的政策,要求普通高中和职业高中的学生比例各占50%,导致不少家长产生“孩子考不上高中,就上不了大学”的焦虑。当前,国家在推动“职普融通”,即在职高中设立高考互通班,让学生按照自己的兴趣进行学习和选择,给予他们再选择的空间和机会。

企业是平台,要搭好“舞台”。

不同于理论教育,职业教育是以技术实践和产业发展为导向,需要紧跟市场的最新需求和技术,如果单靠职校的力量难以提高培养质量。将企业力量纳入到人才培养很重要。但要注意的是,企业还面临市场的挑战和考验,如果要分出一部分精力、时间甚至财力到职业教育的人才培养中,政府需通过政策调解弥补企业损失。

政策是导向,要“宽进严出”。

社会对职业教育的接纳度不高,主要原因在于学生在职校中接受的教育无法满足企业需求和市场预期。学生毕业门槛低,容易拿到毕业证书,但能力却与企业需求之间存在明显差距,导致社会和用人企业对职校及其学生形成了刻板印象。学校应当提高学生的毕业门槛,国家则有必要加速推动“1+X”证书(“学历证书+若干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制度建设和认证工作,同时建立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的学生毕业评价体系,提高人才培养的市场匹配率。

2019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甘肃考察时来到一所历史悠久的职业学校——山丹培黎学校。这所学校给当地带来了第一台榨油机、第一辆自行车、第一家玻璃厂、第一个发电机,奠定了当地的工业基础。习近平对学校“手脑并用,创造分析”的办学宗旨大加赞赏,他对职业教育的寄语更充满了期待:

“我国经济要靠实体经济作支撑,这就需要大量专业技术人才,需要大批大国工匠。因此职业教育大有可为。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

文/雷望红

编辑/鹤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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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不过分地说

现在中国大部分电子领域的关键人才

他们的师承

都可追溯到谢希德

纪念谢希德先生

诞辰100周年

就让我们从

她的这段故事说起…

01

立志成为

“中国需要的科学家”

互为竞争对手

谢希德与曹天钦被对方的才气折服

他们一起探讨难题,畅谈救国抱负

这时的谢希德还不知道

这个长她1岁的大哥哥

竟会成为在日后陪伴她一生的人

学习的时光很快因战争结束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

谢希德与曹天钦分离

她在颠沛流离中考上湖南大学物理系

却因一场突如其来的股关节结核病

不得不从学校退学

得了这种病,轻者长时间卧床

重者终身瘫痪

当时的通行疗法是在患者腿上打上石膏

让病菌坏死

于是,谢希德绑上石膏

硬生生在床上躺了四年

在人生的至暗时刻

她接到了一封厚厚的信件

寄给她信的人正是曹天钦

来信中

除了曹天钦对她战胜病魔的鼓励

还有满信纸的数学演算

在常人难以理解的数学符号之间

谢希德读出了腼腆的曹天钦

对自己欲语还休的关心与爱慕

慢慢的,这些“学术交流”长信

成了谢希德每天翘首以盼的东西

昔日的同窗逐渐两情相悦

在爱情的鼓励下

被判了“死刑”的谢希德

竟然奇迹般从病榻上站了起来

她还靠着自学

考上厦门大学数理系,重返校园

谢希德再次与曹天钦相见

是在1946年的春天

8年多的书信往来

已经让两个年轻人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

这时的曹天钦刚获得

到剑桥研习生物学的机会

谢希德也即将在1年后赴美深造

他们决定延迟婚期,继续学业

分别时,他们约定

当成为“中国需要的科学家”时

再考虑组建自己的小家

02

“我爱中国”

1949年

正在麻省理工学院攻读博士的谢希德

收到了一条令人振奋的消息:

新中国成立了!

谢希德难以抑制激动的心情

“巴不得马上回到中国”

在一张校园独照的背后

她还写下“在校园等谁?”

她在等曹天钦学成

更在期待早日报效祖国

1950年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

不久,钱学森被软禁

美国禁止所有理工类中国留学生回国

谢希德也不幸“上榜”

成了美国的监视对象

美国特工甚至进入麻省理工

对谢希德等留学生进行“调查”

甚至连谢希德的私人信件

都会被拆开反复检查

在不能归国的日子里

谢希德更加发愤读书

她仅用2年就拿到了

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的博士学位

1951年,谢希德获得麻省理工学院理论物理学博士学位

1952年

谢希德再也等不下去了

为了回到大洋彼岸的家园

谢希德和曹天钦想出“曲线救国”的办法

身在英国的曹天钦

托朋友要到一张“特别通行证”

以结婚为理由力保谢希德赴英

再从英国回到祖国

出发那天

谢希德刚走上驶往英国的轮船

美国警察就接踵而至

经过盘问和检查

他们发现谢希德的行李

只有与曹天钦往来的几千封信件

才不得不放行

谢希德和曹天钦在英国

在英国与曹天钦完婚后

两人迫不及待地

踏上了归国的旅途

他们都知道:

祖国在等他们回家

“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大雁,

在严冬不得不离开家园,

如今春回大地,

我一定要飞回祖国故园,

去耕耘!去奋斗!”

谢希德和曹天钦于1952年在英国完婚

多年以后

在上海举办的教师节晚会上

有学生问谢希德:

“50年代,是什么力量

使您冲破重重阻挠毅然回国?”

谢希德蹒跚地走到主席台

话筒传出苍老而有力的声音:

“我爱中国”

她的孩子

是中国半导体科学

1952年10月1日

谢希德夫妇抵达上海

时值国庆

上海街头万人游行庆祝

人们自发唱起《歌唱祖国》

雄壮而嘹亮的歌声

让谢希德久久不能平静:

报效祖国,就在今朝

不久谢希德被调到复旦任教

在那个计算机还是由电子管组成

动辄占据几间屋子的年代

谢希德便敏锐地意识到

半导体科学将改变今后的计算机科学

她果断改变自己的研究方向

投身半导体物理学的研究

谢希德与儿子

1956年

国家要建立自己的半导体人才储备

希望谢希德来北京主持工作

可当时她的儿子出生仅5个月

正是离不开妈妈的时候

一边是祖国的召唤

一边是自己嗷嗷待哺的孩子

她几乎没有犹豫

就留下丈夫和儿子奔赴北京

对同事只字不提年幼的儿子

夜深人静的时候

谢希德总会拿着

丈夫寄来的儿子最新的照片端详

连儿子胖了瘦了都能一眼看出来

1957年谢希德在北大的校园里

在北大半导体培训班里

她一面给学者们教授半导体科学

一面和同事一起从零编写

属于中国自己的半导体教材

在谢希德等人的努力下

日后影响整个中国的《半导体物理学》

仅用两年就编写完成

同时诞生的还有第一枚单晶硅

第一块半导体材料和第一支晶体管

而最为重要的是

经谢希德培训的300多位学者

在日后分别成为两院院士、

大学教授和企业工程师

在科研一线和生产一线

将半导体科学薪火相传

尽最后一份力量

深爱祖国

1958年

醉心于中国半导体科学的谢希德

因为过度劳累在一次实验中突然晕倒

同事们把她送到医院

才发现她已经扛着

严重的疾病工作了近1年

在之后的岁月里

命运对谢希德的打击接踵而至…

1966年,丈夫曹天钦刚完成

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的研究

夫妇二人便被卷入运动之中

屋漏偏逢连夜雨

这时的她又被确诊了乳腺癌

精神、肉体双重痛苦折磨着她

在无数个病痛之夜

她仍旧执着地投身科研

从病痛和困难中涅槃重生

1978年

全国科学大会召开

谢希德夫妇迎来了科学的春天

谢希德不仅恢复了工作

不久还被选为复旦大学的校长

同时她也成为新中国第一位女校长

作为校长

谢希德十分有远见

她不仅开设了当时在国际上

刚刚诞生的表面物理学

还建立了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

促进中国学生了解美国

谢希德与复旦大学名誉博士杨振宁教授

几十年以后的今天

我们再看她当时的决定

不由更加钦佩她的远见卓识

为了能让更多的学生走出去

为祖国留下更多人才储备

谢希德在工作之余

坚持为学子向世界高校写推荐信

与学生边走边聊的谢先生。复旦大学供图

据说她在当校长期间

每年要送走一百多位学生

平均三天就要写一封推荐信

每一封都写得非常真实和全面

绝无空话套话

打字机成了她使用最多的工具之一

谢希德使用打印机

有学生怕给她添麻烦

自己提前草拟了推荐信

却被谢先生批评说:

“这虽然要占用我不少时间,

但对我来说是一种乐趣。”

简单的话语

却能见谢希德的平易与谦和

在日常生活中她也是如此

自担任校长后

她就坚持与教职工同乘复旦的“巨龙”班车

从没搞过特殊

谢希德与复旦大学的教职工同乘“巨龙”班车。复旦大学供图

1987年

丈夫曹天钦在以色列

参加国际生物物理会议时

不幸摔了一跤

加之原有的颈椎病加重

一时上肢麻木,下肢瘫痪,说话不清

被同事用担架抬上飞机回国救治

谢希德闻讯匆匆赶往医院

可昔日那个助她战胜结核病

帮她与癌长时间斗争的“大哥哥”

曾领导人工合成牛胰岛素工程

发现蛋白质奥秘的中国生物学先驱

已经被医生诊断为脑损伤

瘫痪在床,脑力衰退

连话都说不清了…

谢希德抱着孙女在曹天钦病床边探视

一时之间,一位成就极高的科学家

变成了比孩子还需要照顾的病人

尽管当时的谢希德也在

接受放疗和化疗

但是她坚持为曹天钦安排食谱

扳着他的手臂做复健

替他活动关节,疏通血脉

一点点重新教他打字

甚至连床头的小花都一直在更换

谢希德在医院教丈夫打字

春节期间

曹天钦的许多友人、学生

从世界各地寄来雪片似的贺卡

一天下午,谢希德带来一根长长的绳子

从病房的这头斜拉到另一头

将上百张贺卡一张一张地挂在上面

给房内增添了一种特有的节日氛围

她多么希望爱人能早日清醒,

感受到她这份炽热又孤独的心意…

虽然谢希德用8年的不知疲倦

尽心尽力照顾丈夫

可在1995年1月8日

谢希德还是送别了她一生的挚爱

这位坚强的

从未被命运击垮的女人

悲痛地说:

“我们曾经一起…

1951年我和曹天钦在英国剑桥结婚,

次年一起回到上海,

1956年5月,我们又在同一天加入

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然而在曹天钦去世第二天

谢希德的学生就收到了

她写的长达3页的留学推荐信

并非谢希德走出了悲伤

她只是不敢让自己闲下来

更不敢去想和曹天钦

在一起的点点滴滴

晚年的谢希德

更加醉心科研和教育

虽已至古稀之年

可她依旧走在国际物理学的前沿

在她任职校长期间

复旦大学参加国际学术交流达600多次

在1999年

谢希德甚至准备动身去美国

参加美国物理学100周年年会

恐怕连谢希德自己都忙忘了

她是一个癌细胞扩散的79岁老人

与癌症搏斗多次后

她不得不住进了医院

但仍表现得非常顽强

深度的放疗、化疗让她无比痛苦

每次治疗都会引起反射性呕吐,身体浮肿

她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

所以夜以继日地阅读文献资料

更加起早贪黑地做研究

不像是养病,更像是在抱病工作

前来探访的人无不动容

谢希德在医院工作

毕业生的论文上

全是她写的修改建议

外派教师的工作汇报上

则是她给中国带回新知识的叮嘱

谢希德住院期间

唯一的要求就是要一部电话

能接通便携电脑

因为早年骨结核造成的腿疾

她的双腿不能弯曲,只能站立工作

每天接发很多邮件,处理大量事务

直到发生急性心衰和呼吸衰竭

再也无法站起,才不得不停止工作…

病魔没有给谢希德太多时间

2000年3月4日

谢希德在上海东华医院逝世

和丈夫曹天钦一样

谢希德在遗嘱中写道:

“把我的遗体捐给中国医疗事业。”

在生命的最后

谢希德所想的

仍旧是为自己深爱的祖国

尽自己最后一份力量

在谢希德先生百岁诞辰

来临前的纪念展上

谢希德之子

曹惟正先生动情地说:

“68年前,1953年3月19日,

妈妈从国外留学回到上海的第一个生日,

爸爸将德文版的《理论力学》作为生日礼物

送给刚到复旦任教的妈妈。

爸爸在书的扉页上写道:

‘德:做一个模范的人民教师。’

这是爸爸对妈妈的期望,

也是人民对妈妈的期望,

妈妈用她的一生做到了。”

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时光里

她如同一位斗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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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日,52岁的中国第七代导演刘信达与他的哥哥、著名娱评人宋祖德对女艺人张小斐公开喊话,由于张小斐凭借电影《你好李焕英》爆红全国,名气和身价也迅速攀升,随之而来的便是经常被媒体捕捉到一些博眼球的东西,其中张小斐日前在参加一档活动时穿着国产礼服,活动期间还时不时扯着吊带,让人浮想联翩。

对此,刘信达先是警告张小斐不要太过分,不要总是学其他女艺人通过暴露自己的身体博关注度,这样做很低俗,很不雅:“张小斐,不要靠暴露吸睛!肩带属于内衣的一部分,属于女人的隐私,女艺人老是穿着吊带衫,不但不雅观,而且容易着凉,更容易误导青少年。刘信达希望张小斐,披上外套,扣好纽扣,拉好拉链,不要学其他女艺人,不要总扯肩带,不要靠暴露吸睛,不要忘了自己完全可以做个实力派!”

随即宋祖德也对张小斐加以点评:“张小斐还能红多久?张小斐相貌奇特,观其五官,属于性欲很强的类型,一般男人难以驾驭她,根据《麻衣神相》分析,张小斐以后能生很多孩子,生双胞胎甚至三胞胎的概率极大。祖德善意提醒张小斐,适当增肥10公斤左右比较好,女人生娃需要适度的脂肪。”

据悉,宋祖德和刘信达是娱乐圈非常特别的存在,经常喜欢点评艺人的细微之处引起公众注意,有些人觉得他们俩就是想蹭热度,但实际上他们完全不需要热度,而且也不差钱,早就过上了财富自由的生活。不过,这哥俩有时候也确实在扮演着降妖除魔的角色,对净化娱乐圈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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